深改组1000天“法治维度”系列评论三
法制网评论员 叶泉
“改革与法治是车之双轮，鸟之双翼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这句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表述，如今已深入人心，成为对当前改革与法治关系最经典的概括。有人统计过，“深改千日”，中央深改组总共召开了27次会议，其中有21次涉及到法治建设议题，而在这21次会议中又有18次涉及到了司法体制改革。如果说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，那么，司法体制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。
通观这18次会议中通过的34份司法改革文件，有关于立案登记的，有关于防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，有关于法官检察官遴选的，也有关于人民监督员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。这些内容乍看起来似乎彼此独立，相互间缺少关联性，但认真分析起来可以发现，所有这些改革举措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，那就是司法公正。
公正是司法的基本价值，没有公正就没有司法。为此，无论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从哪个角度切入，最终都会回到这个起点上来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，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，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。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，司法体制改革要确保法院、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。在这里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公正的前提，司法改革必须让司法机关摆脱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干扰，坚守独立的品性。
长期以来，影响我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两大主要因素：一是行政权力，一些地方以权压法、以权代法的现象还很突出；二是地方保护，法院地方化倾向导致一些地方涉及部门利益、地方利益的案件难以得到公正审理。针对前者，中央深改组通过了《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，从司法机关内外两个层面严禁各种形式的打招呼、批条子、干预司法活动；针对后者，中央深改组通过了《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》，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，推动审判机关下沉，以保证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公正审理。
为确保司法公正，落实司法责任制成为“深改千日”司法改革的核心。一直以来，在我国司法领域，审者不判、判者不审，层层请示、层层审批的现象长期存在，违背了司法规律和审判运行规律，成为制约我国司法公正的一大突出问题。
有权必有责，用权受监督。要想让法官、检察官承担责任，首先就要尊重司法规律，强化法官、检察官在司法中的核心地位，给法官、检察官以判案的权力。为此，全面推进法官、检察官遴选制度、员额制度改革势在必行。2014年6月，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》，明确提出了“建立法官、检察官员额制”，会议还审议通过了《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司法改革试点启动。
在员额制改革的基础上，法官、检察官责任制也开始逐步建立。此后，中央深改组又相继推出了《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》、《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关于建立法官、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等。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着权责统一、权责分明的司法制度的完善。
回顾“深改千日”，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突现了几个基本原则：
首先，坚持了人民至上的原则。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”是司法改革的价值追求，人民满意与否成为评判改革成败的标准，正因为如此，人民群众才能从改革中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。
其次，改革坚持了顶层设计原则。毫无疑问，司法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最富争议的改革之一，争议固然可以带来更多的选择，但太多的争议也会拖慢改革的步迈，为了避免反复“试错”造成的混乱，自上而下，经过试点的有序推进，就成为改革的最优路径。
最后，改革坚持了精准发力的原则。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，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。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错综复杂，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全局眼光，又要精准发力、个个击破，中央深改组出台的每一份司改文件都是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，对司法顽疾克敌制胜的精准发力。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司法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，正是在这个目标的对照下，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“深改千日”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深意与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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